为心中理想而奋斗——丹东早期共产党员任国桢
 鸭绿江晚报—丹东新闻网 2015-07-16 11:15:37

    祖国边陲的丹东市西郊,有座古代战盔状的小山,名叫帽盔山。山的北麓,有个小村庄。村西,有条九曲十八弯的五道沟河,河水潺潺,流进绿如鸭头的鸭绿江。山坡上,红松参天,冷杉挺拔,百鸟欢歌。这一切,把这小村庄点缀和烘托得有声有色。1898年,任国桢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庄。
  任国桢故居位于振安区同兴镇变电村任家堡子,是其父亲任殿芳于十九世纪末期所建的木石结构房屋,房盖铺大苇,后人又在苇子上铺了红瓦。瞻仰故居,缅怀先烈,继承精神,激励后人。在同兴镇变电村,你会看到丹东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10月立的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任国桢故居,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故居石碑后面,记载着:“任国桢(1898——1931),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要职。该故居现存正房七间,东厢房三间,马棚两间(已经改为住房)。”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任国桢先后在多个城市留下了坚定的革命足迹。在多种版本的地方党史中,在中共满洲省委纪念馆的陈列室里,历史将任国桢坚贞、磊落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定格为永远的风华正茂。

新思想洗礼新青年

    任家虽是富裕之户,却是勤劳之家。任国桢原名任鸿锡,字子卿,曾用名任国藩。从事革命活动后化名刘子厚。“避暑向方塘,荷花淡淡香。莺声喜,蝶翅忙,柳丝袅袅燕双双。”这是任国桢所作《避暑歌》对家乡景致的描写。少年任国桢言语不多但颇有主见。
     1906年2月,任国桢和大哥任国栋一起读私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学往返步行十几里。在治学严谨的先生教诲下,任国桢的学习成绩日益长进,字写得端正有力,文章作得通达流畅。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少年不知有为,而老始悔悟,又何异枯木无枝而欲望发荣兹也……奋发而有为正在英雄壮之日也。”
  在私塾馆读书,任国桢写下了《爱家爱国轻重论》、《业精于勤说》等忧国忧民和颇具辨证力的文章。1914年7月,任国桢考入东边道立中学,校长李献庭早年在奉天(现沈阳)读书,又曾留学日本,开明通达,学校里各种新思潮很是活跃。在这里任国桢勤奋读书,关注时局,在作文中歌颂辛亥革命,赞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表现出对时局发展的忧虑。
     1918年秋,任国桢满怀着报国之志,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滔滔的鸭绿江和秀丽的帽盔山到北京求学。他考入北京大学后,学习汉文和俄文。北京大学,培育了无数中华优秀儿女,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改造中国之路。任国桢就是从这里走向革命的。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以提倡科学和民主闻名天下,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名流云集燕园。在众多学者、专家、教授的文章和讲演中,最令任国桢钦佩的莫过于李大钊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和讲演了。“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去做人的活动”。这远见卓识的见解,充满革命的激情,震天撼地的呐喊,使任国桢热血沸腾。他坚信中国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1919年5月3日,任国桢参加了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的全校学生大会。4日上午,他同其他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并参加了火烧赵家楼行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任国桢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状,也更自觉地投入革命洪流中去。他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6月3日,任国桢在天安门前演讲时被反动军警逮捕,不久获释。
     1920年3月,任国桢与鲁迅结识,由此引发一段非同寻常的师生之谊,任国桢被称之为鲁迅的“爱徒”。1923年,前苏联文艺界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论战,任国桢密切关注着这场论战,并细心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加以翻译,准备介绍到中国。
     1924年7月,任国桢于北大毕业后仍留居北京,潜心译著,1925年8月出版了《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从鲁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1930年任国桢和鲁迅都保持着联系。

播撒星星之火

     1924年,党组织批准任国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终于夙愿得偿,开始了做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生历程。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掌握的丹东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
     1925年春,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到奉天(现沈阳)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任国桢到奉天不久,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他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到青年会工作的苏子元,商议要把学生组织起来,开展一次声援五卅的活动。6月10日,奉天就发生了由6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参加的请愿活动。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奉天省公署门前示威请愿,许多市民出于爱国热情也加入了请愿队伍。奉天当局派大批警察封锁街道路口,不许学生队伍通过。奉天当局见请愿队伍越来越大,遂增加宪兵和警察,在学生队伍的前面和两侧架起了机枪。爱国学生义愤填膺,无所畏惧,干脆席地而坐,非要省公署答复请愿条件不可。后来,军阀出动军队,抓走了部分请愿学生代表。
     有着丰富学生运动经验的任国桢,想办法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和过去有办夏令营的习惯,开办“暑期学校”,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将学生运动引向深入。任国桢亲自讲唯物史观及辩证法,系统地介绍社会发展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陆续吸收了一些人入党入团。
     1925年9月,成立了奉天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任国桢任书记。不久,党又调任国桢到哈尔滨,以《东北早报》编辑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1月,郭松龄倒戈反奉。为策应郭松龄,任国桢奔波于奉哈之间。后郭松龄反奉失败,《东北早报》被查封,任国桢被捕。
     1926年11月获释,复任中共奉天特支书记。他常化装成小商贩,背着香皂、毛巾、牙粉等货物,走街串巷,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及群众情绪。
     1927年5月,由于无法忍受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剥削和压迫,奉天制麻会社的700多名中国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任国桢闻讯后立即派地下党的同志与工人代表取得联系,鼓励工人坚持斗争,提出坚持斗争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并协助工人拟定了复工条件,使罢工斗争顺利开展。日本人已察觉到这次罢工“其背后是有个强有力的思想团体支持着”,“策划者的根源可能在厂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从这次罢工起,奉天的工人运动开始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政治斗争。
  这次罢工后,日本特务机关加紧了侦缉活动,终于探知了中共奉天支部的活动情况。6月29日,日本警察逮捕了任国桢。日本特务虽然抓住了任国桢,但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加之在刑讯中任国桢坚不吐实,日本特务并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据。

为理想献出生命

  1928年6月任国桢出狱后,暂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于1928年7月辗转回到安东。不久,安东地下党组织通过任国桢的哥哥找到了任国桢,他通过安东地下党组织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
     1928年10月,任国桢返回奉天,不久,即被派任哈尔滨县委书记。到哈尔滨后,任国桢立即着手整顿组织,引导群众把反帝情绪变为斗争行动。他深入到哈尔滨当时最大的贫民窟——“三十六棚”的工人中了解情况。当他了解到那里的工会并不为工人做主,而是变成骑在工人头上的工头时,非常气愤。他亲自帮助工人写呈状,告发工会头头贪赃枉法,勒索压榨工人的罪恶。他还组织领导了哈尔滨机务段、工务段等处的工人斗争,使工人运动在哈尔滨迅速发展。同时,也壮大了党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1929年7月,哈尔滨县改组为市委,任国桢任市委书记。
1929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孟坚因发动和组织工人罢工在奉天纱场被捕,任国桢被急召奉天,与另外3人组成中共满洲省临委党委,主持省委工作。10月,党又派任国桢到上海参加中央干部训练班,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他面前。
    在上海,经过3个月的学习,中央决定派其到山东恢复省委,开展党的工作。任国桢于1930年3月12日到青岛后,即着手组建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任国桢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期间,根据党的地下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任国桢和陈少敏扮作假夫妻,后二人结成革命伴侣。
    1930年11月,按党组织的指示,任国桢与陈少敏一起离开山东来到天津。12月,中共北方局任命任国桢为中共北平(现北京)市委书记,并被选为中共河北省委员。
     1931年1月7日,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左” 倾路线第三次统治中央。当时党内的路线斗争十分激烈,任国桢深切地察觉到党组织正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凭着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和高度责任感,他对分裂党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其结果是在北平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落选了。之后,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怀,忍辱负重,与陈少敏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生活。他们断绝了经济来源,又借贷无门,靠典当衣服度日,终日喝着稀饭充饥。但他们并不消沉。任国桢说:“只要党内团结,革命成功,我虽然受到冤枉打击,也绝不会抱怨我们的党……”
    经过这段斗争生活的考验,党更加信任他,决定派他到新的岗位去完成更艰巨的任务。
    1931年10月9日,任国桢受命任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拟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到太原后,他就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并很快开展了工作。10月21日,特务们包围了设在典膳所8号的山西特委秘书处,逮捕了正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的任国桢等人。
    由于叛徒出卖,敌人知道了任国桢的真实身份,便将他转押到山西临时军法会审处。无论是敌人的严刑逼供,还是叛徒的诱供劝降,都不能使任国桢屈服。任国桢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他的坚贞不屈让敌人无计可施。1931年11月13日,在古城太原,任国桢面对敌人罪恶的枪口,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3岁。
    任国桢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诠释了自己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把任国桢的遗骨安葬在太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为纪念这位共产主义战士,丹东市内102路公交车人民桥总站至帽盔山下的一条街被命名为“国桢路”。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任国桢的革命事迹印记在人们的心中,他的精神丰碑必将永存,激励着更多的丹东人为建设美丽的家乡而努力奋斗。

编辑: 李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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